黄胄的生命之光

郑闻慧

黄胄是新中国建立后最杰出的画家之一。侯一民先生曾说过:中国画家往前数五百年出了一个黄胄，往后数五百年未必能再出一个黄胄。他说的可能绝对了一些，但是我认为黄胄在他短暂的72年的生命里所发出的光和热是会成为人们永久记忆的。

黄胄出生在20世纪初期，那时的中国经历着军阀混战、多国列强侵略，中华民族的命运到了最危险的时刻，黄胄生在北方一个贫瘠的农村河北省蠡县梁家庄，贫困和战乱，注定了他必须自我奋斗，自食其力，自强不息。

社会是他的大学校，黄胄过早的失去了父亲，没有钱进正规学校，绘画是他生活中唯一的寄托。说书场、茶馆、贫民窟是他的大课堂。1946年他有机会去河南黄泛区写生，在从西安到开封的行程中看见已经过去七年的灾区，仍然是饿殍遍野，到处蔓延着传染病。年轻的黄胄看见的是灾难深重的乡亲父老在死亡线上挣扎，他以泪水和墨水记录着“血泪人生”的真实情景，现实生活的教育使他建立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建立了对中华民族存亡的关心和振兴的强烈愿望。

1942年黄胄在老师韩乐然处断断续续地看见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部分章节，这些话像是给黄胄头上打开了一扇窗，他觉得他有了追求的目标，并以“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作为他终生追随的信条并认真的加以实践，他把走这条道路总结为“生活之路”，并认为这是艺术家应该走的康庄大道。

1949年5月，黄胄参加了西北野战军，他真正找到了一个“家”，他随军队到兰州。随后到青海、新疆、西藏、甘肃、宁夏等地区采访写生。广阔的西北大地居住着各族农民和牧民，他们在新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着翻天覆地的民族民主革命，创造出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和英雄人物。《西北画报》和《西北战士读物》两个杂志每期的美术工作要求他必须尽快把这些事迹用画笔反映给战士，这也使他的绘画技术、思想境界得到迅速提高，宝贵的基层工作经历和艰苦生活的锻造让30岁的黄胄在美术界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

1955年黄胄的工作单位调动到总政文化部创作室，其作品《柴达木风雪》代表中国青年与学生参加了那时的国际竞技活动，荣获了美术部分的金质奖章，为国家赢得了荣誉。在他的工作调到北京以后，他认识到这里积淀了中国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黄胄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不足，他寻师访友，有意识的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修养，开拓他对祖国文化艺术优秀传统的认识和研究，他博览自己能接触到的世界大师们的作品，而他更关注的是中国历代文化艺术的成就，他向前人、古人学习以提高自己鉴赏历代绘画和书法的能力，并进行收藏；在听到陈毅元帅对他的教诲和提示后，他努力练习书法，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

黄胄是典型的与共和国命运息息相通的艺术家，是新中国培养的画家。正因为黄胄在这个崭新的时代里，在能发挥他才能的沃土中成长得太快太突出了，他引起各方面的关注，社会上出现了“黄胄风”，中央美院教授卢沉说：“我们在学习中国画过程中非常苦闷，不知道怎样学，怎样画。黄胄的画像夜空中一道亮光，他让我们知道原来是也可以这样画画的”。在50年代60年代很多学子以学习黄胄的画和画法取得了显著成绩，受他影响的人特别多，因此文化大革命最初“四人帮”定黄胄为“反动学术权威”，后来又改为17年“文艺黑线”的黑标兵。

1966年至1975年，那是一个颠倒黑白的年代，黄胄被定为“三家村”反革命分子，被报纸点名批判。打倒、游斗、陪斗成了家常便饭，不恰当的负重和沉重的劳动改造，使他得了严重的脊髓性颈椎病，他彻底瘫痪了，他住进医院达两年半之久。1977年到1979年他在医院治疗期间，共和国迎来了文革后“拨乱反正”的春天，他克服病痛为国家领导人华国锋、邓小平出访南斯拉夫、日本创作国礼《松鹰图》、《百驴图》。当他能站立起来走出医院的时候，祖国迎来了伟大的复兴。他有机会踏上了他朝思暮想的美丽新疆行程。经过八个多月在天山南北的采访写生，新的时代新的事物给了他新的主题新的激情，激励他为政府重要国务场合创作出更大更多的优秀作品，这也使他迎来了他艺术上“第二个创作高峰”。

1975年黄胄由军队转业到轻工部，他参与了由邓小平题写馆名的“中国工艺美术博物馆”的建设。在担任工艺美术学会副理事长后，为六省二市工艺美术工作者进行培训；参与制定评选工艺美术大师的标准，并参与首届评选；到各工艺美术厂内研讨，指导在他们的产品中如何提高中国元素。

1980年文化部黄镇部长点名借调黄胄创建“中国画研究院”（现为国家画院）直到画院建成。1986年趁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春天他倡议并集资创建了民办公助性质的美术博物馆——炎黄艺术馆，建立了黄胄美术基金会。并为以上两个文化艺术公益机构奋斗终生。

黄胄是美术工作者可信赖的组织者。1957年，他调入到解放军俱乐部。庆祝建军37周年时，他组织全国著名画家为这一节日创作了多幅作品（包括已流散到市场上的部分名家和他的优秀作品）。在他担任第七、八届政协常务委员及书画室副主任时，他在国务院对台办的指导下，分别于1986年第一次在香港展览中心，1991年第二次在北京炎黄艺术馆举行了海峡两岸书画交流展和学术讨论，增强了两岸相互了解；每年两会期间他联合全国人大代表中的著名画家举行联谊笔会，为政协收集众多优秀的真迹墨宝。特别是为钓鱼台、中南海各重要国务场合的布置，他积极创作并以他人格魅力组织全国著名画家，为国家创作出不少国宝级优秀作品。

1983年黄胄辞去画院工作，接受到海外举行画展的邀请，当时海外各国人民对中国不甚了解，黄胄承担了以中国绘画向世界进行交流的角色。把中国画发展的现状带给世界各国，并吸收海外优秀的文化艺术，把有用的东西带回中国。他先后到过日本、新加坡、美国、德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及香港等地，广泛接触当地的画家、企业家，以自己的作品及讲座传播自己祖国的文化艺术发展的状况。

在国际间的交流中黄胄觉悟到科学兴邦的道理，1990年在他的画室——炎黄艺术馆筹备处，与中国科学院院士举行“清风明月书画欣赏联谊会”；1993年与李政道共同组织举行了“科学与艺术”画展、瓷器展、研讨会和中西音乐比较晚会，提出科学与艺术是一个钱币的两面。1995年与袁宝华共同举行《经济与文化》学术研讨会，提出要爱护优秀企业家，像劳动模范一样的重要的观点。

黄胄是祖国文化艺术的守卫者，传播者，在黄胄的生活中，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鉴赏中国历代字画和家具，他把自己的工资稿费全都投入到收藏。凭着他对祖国传统书画的一往情深和鉴赏水平，他挽救了元代张舜咨（张师夒）的《古柏黄鹰图》，明代边文进（边景昭）《双鹤翠竹图》（现都藏故宫博物院），以及炎黄艺术馆藏品中的唐人写经，戴进、吕纪等历代大师的作品，为祖国保存了珍贵的艺术瑰宝。并以鲜明的唯物历史观对历代中国画家和他们的作品进行研究梳理和评论，这对今后美术史的研究是会有所帮助的。

黄胄心怀祖国56个民族，他深入到西北、西南、东北边陲为各兄弟民族地区和东南海域的风情物貌树碑立传，歌颂居住在那里勤劳勇敢智慧善良的人民和一切生灵。描写他们生生不息的气象，成为各兄弟民族“美”的代言人，同时应时代的要求，他倾其全部的财力和精力，建造了旨在展示、珍藏、研究中华民族大家庭瑰宝的艺术殿堂，它就是象征56个民族美术的——炎黄艺术馆。我觉得黄胄的一生没有愧对他立志要做中华民族好儿子的——炎黄之胄的誓言，他的爱国、敬业、感恩、创新的优秀品质和事迹，是我们后来人的好榜样也应该是我们做人的教科书。